No, This is for me.《竊聽風暴》

影片 《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
導演 賀克唐納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要送人的嗎？要不要包起來。」 店員問。
「No, This is for me.」衞斯勒回答。

是我過度解讀嗎？怎覺得衞斯勒的回答，隱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驕傲。
要是一位重量級作家在書的首頁向你致敬，怎能不有一絲的感情呢？

可是這兩人自1984年衞斯勒監聽劇作家德瑞曼，直至在1989年拆掉東西柏林圍牆，德瑞曼在劇作公演的場合方才得知，原以為認識高層的自己是免於被監聽的，事實卻不是如此。既然如此，那麼，那段書寫異議文章發表於西德的過往，為何不被揭露，而那台可能成為反動證據的打字機為何不翼而飛？諸多疑問促使德瑞曼前往調出自己的檔案，他震驚枕邊人的背叛，同時發現是監聽者衞斯勒暗中助他脫離危機，但衞斯勒也因此被貶至低層工作分送信件至今。

「監聽」與「被監聽」至此主客易位，德瑞曼找到衞斯勒，並不趨前相問，而是遠遠地看著他。兩年後，德瑞曼出了一本書--《獻給好人的奏鳴曲》。那日，衞斯勒如常走過大街，出鏡，再入境，玻璃窗上是德瑞曼大幅的出書宣傳照。衞斯勒走進書店，拿起書翻開，赫然出現—獻給WHL—那是衞斯勒在秘密警察監聽時期報告的簽名。

這一幕，瑞德曼的凝視，終於為他者衞斯勒帶來意義

電影未曾描述德瑞曼找到衞斯勒後，是否持續暗中觀察，但能推論他雖不似衞斯勒在秘密警察時期因政治控制需求的全面監聽，但關注必然存在。也唯有如此，影片才能跳出政治監控、愛情與背叛等陳腔濫調的議題，賦予似乎已經很難再創新視野關於東歐在獨裁統治時期對人民自由無所不入的滲透控制，影片結束於心領神會的溫暖，相對政治大時代的潮流，是那麼微小的一股流動在冰層下的水流，可是影片結尾在衛斯勒回答說：「No, This is for me」時，這小小水流的交會激盪是如此澎湃第溢滿胸臆。

衞斯勒是黨機器下訓練出來的專業監聽人員，精準、洞悉人性（他從第一眼看到德瑞曼，職業反應馬上看出德瑞曼並不是他表面所呈現的那麼純粹社會主義，所以自願親身監聽）、不輕易顯露感情，而充滿藝術血液的劇作家德瑞曼是與他完全相反的人格養成，但一天24小時監聽過程，德瑞曼的藝術靈魂不知不覺滲入衞斯勒的心裡（關於這點我是覺得太一廂情願，但就戲劇性而言，是很吸引人的安排），這是完全不同於他秩序井然的生活，他潛入德瑞曼家中呼吸多采多姿的空氣，對藝術世界產生好奇，還趁德瑞曼外出時偷走一本詩集，躺在自己那冰冷的家中閱讀，就電影的轉折，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藝術的美好一點一滴進入，終於衝破原來看似不易衝破的一道，為藝術與政治之間作了微妙的註解！

兩個不同的心靈，藉由藝術文學有了交集，這交集點燃的火花，挽救了德瑞曼，也改變了衞斯勒，「藝術的力量」之偉大，也只有在歐洲（我覺得甚至可以縮小範圍在曾遭受極權統治的東歐），才可能出現的命題，這個重要命題在那位文化局長開玩笑的一句話中正式揭開：「社會主義的祖師爺列寧：『如果我每天都聽貝多芬的《激情交響曲》，革命便不可能成功。』」

當德瑞曼因恩師雅斯卡自殺，而決定以文字的力量積極向外揭發極權統治的內幕時，隨著行政愈加具體，危險也漸漸逼近，這一切都在監聽的衞斯勒的掌握中，但正處於心靈完全受到未曾有過的藝術甜美衝擊的衞斯勒，以且戰且走的打帶跑方式暗中為德瑞曼化解不少危機，但危機的化解卻讓德瑞曼更加失去警戒心，導演以德瑞曼女友（傑出的劇場女演員）的死亡作為化解危機的救贖，衞斯勒的暗中作為也為當局識破遭到整肅，還好導演沒這麼「芭樂」，就此結束。